投资的能力70%来自认知,30%来自「闲聊」

导读:为什么你看了那么多投资的书,看巴菲特、芒格,学索罗斯、彼得林奇,读孙正义、彼得蒂尔的传奇故事,可还是不明白怎么做好投资?同样的道理,你掌握了那么多成功学的秘笈,却仍然做不好企业。

(本文转自公众号:盈动资本

关于实践智慧

 

因为我们的智慧分成两种:经院的智慧和实践的智慧。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称为“睿智”,是智慧+技能,和现实的场景结合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,才称之为睿智。

学院派的智慧,可以讲得非常牛逼,学院派的教授能把投资和企业经营讲得头头是道,但真的让教授们来操刀投资和经营企业,就未必了;我们很少听说,有哪个大学教授做成了多么牛逼的企业,反倒是很多辍学的人做成了了不起的企业,比尔盖茨、扎克伯格,包括埃隆马斯克也是。

巴菲特说做投资,不是智商160的人战胜了智商120的人,投资不需要你学会高等数学,只需要“理性”。关于巴菲特的一个典型案例,就是投资运通卡。

1964年,运通公司卷入了色拉油危机,股价暴跌。巴菲特去零售店做调研,发现顾客还在使用运通卡,根本没受到事件的影响,所以他觉得这个企业没问题,这才有了此番再次加注运通卡。

很多时候,实践智慧是没办法传授的。有的人天生就知道那些技巧,有人说经营企业就是掌握一系列的窍门,就是这个道理,优秀的企业家需要一些街头智慧,特别是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。但是光有“街头智慧”肯定是不够的,我们国内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,很大部分都是因为有足够的“街头智慧”才会在当时无比恶劣的营商环境中脱颖而出的,但也就仅限于此,在要提升到更高的层面,往往就力不从心了。知其然,可以让你很优秀,但不知其所以然,就很难达到卓越这个层面。

投资更加如此,不仅要知其然,更要知道所以然,既要有技能,更要有实践智慧,因为实践智慧是一种面向不对称性、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判断和决策能力,而投资就是面向不确定性的概率博弈。

亚里士多德说最典型的需要实践智慧的,是医生和法官。通读了法律书是必要的,却不足够。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,是美国联邦大法官斯图尔特关于“淫秽”的说法,有人问斯图尔特什么是淫秽,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淫秽,不过,“我看了之后,就知道(i know when i see it)”。这就是典型的实践智慧。

要站得足够高

 

为什么这几年国内的城市普遍兴起马拉松运动,这是因为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金以后必然会发生的,它是普遍的规律。那为什么是马拉松而不是别的运动呢?那是因为达到这个收入水准的人群,在他成长的早期基本上没有接受过其他运动项目的培训,比如足球、网球、棒球等等,所以就会一个劲地跑步;包括近两年英语培训行业的爆发,都是年轻的家长对自身缺憾的过渡性补偿。

再比如雷军,2010年,要想看清楚手机这个走势,你必须站在山顶上,看到移动互联网可能的趋势;比如张小龙,2012年他的一条微信重新被人翻出来,当时他在思考,移动互联网的入口是什么,是不是二维码。这些顶尖人物考虑问题的方法就是以终为始,是站在3年5年后去关照现在。这种现象你很难将它归纳为幸存者偏差,牛人和普通人的差别就在这里。比如乔布斯,在更早的时候,他在探讨人类移动的速度,在那篇遗失的演讲中他讲到了自行车与秃鹫。他在思考信息传递的过程。原来是通过对话,后来借助自行车,信息可以传递更远了。最后他觉得,信息传递应该像秃鹫这样的,借助气流,下方的信息上升,吸引秃鹫到地面上去捕食。秃鹫学会借势,借助气流获取信息。所以乔布斯在那个年代已经想到了信息传输的方式,才会有后面一系列的东西,他站在非常高的维度,把事情看明白。

如果你不能站在足够的高度,你就很难把握社会走向,那就只能不断尝试,也许能够蒙对,但那只不过是运气而已,运气当然重要,但是无论是创业和投资,我们都必须在最肥的地方赌运气,人生苦短,能够让你赌的机会不过寥寥几次,有预判,懂概率,才能提高你的成功率。

当然,要想站得足够高,就意味着你要了解社会,你要了解人性。投资,是认知的红利。

了解社会,了解人性

 

对社会的了解,基础认识来源于三方面。

第一是物质生活,现在中国困境,首先就是我们物质生活出了问题,去巴黎,去纽约,去全世界各地带货。中国人有钱之后,就是无节制的物欲。

这也可以理解,我们刚刚开始进入物质丰饶的生活,肯定要享受这个过程,用物质把原本的不安全感干掉。日本在80年代也经历过,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财富达到这个水平之后,都会经历这个阶段,所以无节制的物质,这是普遍存在的第一个现象。但发达国家的一个优点是它们有宗教来平衡和节制欲望。

第二方面,是人文精神的丧失。这不是现在刚刚发生的事儿,由来已久。在学术界,中国人原来那套体系的自信,从新文化运动开始,就已经被摧毁了。人文精神最辉煌的时候应该就是无问西东那个时代,民国时代,大师群星璀璨。给泰戈尔做翻译的是两个年轻人,林徽因和徐志摩,那时候徐志摩只有26岁。

如今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时代。也许80年代算小小地复兴过一段时间,但也仅是昙花一现。

第三个方面是社会生活,社会生活的底层是情感生活。我们的情感生活,正在被现代化完全摧毁。原本中国人的社会特征是什么样的,答案就在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中。这是投资人必须要读的书,读过这本书,才会对中国社会有所了解。费孝通解释了我们的社会关系,叫做差序格局,就是一个同心圆,以亲疏关系为半径的同心圆,父母,兄弟,舅舅,一层层,构成了我们中国社会关系的核心。这个格局的特征就是人伦本位。在殷商时候,中国人是信神的,但是到了孔子以后,我们不信神了,以后也永远不会有神了。神的概念,被人伦替代,在这之后,我们只建立了人伦为本的同心圆结构的社会关系。

费孝通,王铭铭,还有汪丁丁,这些学者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剖析,还是蛮深刻的。通过他们的解读来理解中国社会,站在这样的高度,你才可能看的更加清楚。

如今,我们的情感生活也像物质生活和人文精神一样遭遇着巨大的冲击。

最近张维迎发表了一篇非常大胆的演讲,他说,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是「语言的腐败」。语言的腐败背后是什么,就是知识的腐败。我们进入到社会,学会了那套已经约定俗成的规则,慢慢强化,消解了其他的可能性,这当然不是坏事。但是随着我们的训练越来越多,我们的语言、社会结构,被固化下来,介入社会越来越深,社会把我们的思维方式锁定了。

典型例子就是写作。中国人有很大的弊病,比如说我女儿写作文的时候,特别喜欢用成语。成语在中国人的语言体系里面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东西,他是一种理性思维以后的结论。一篇好的小说,必须是把现象和背后的情绪描述出来,而不是拿结论套用。我最近看了一个非常好的小说,叫《南方高速》,一位旅居法国的阿根廷作家,那是天才级别的,细若游丝的情绪都能准确地表现出来,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是做不到的,因为我们已经被我们的语词锁死了。马克斯韦伯说「人是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」,意义需要借助于语言来编织,而语言是可以被操纵的,所以,波兰作家米沃什的小说《米沃什词典》,包括后来的国内作家韩少功的《马桥词典》,用词条的方式,用语言本身来构筑意义。

语言的腐败更恶劣的后果,是对创造性的抑制。这在我们的官方文章最为明显,什么「两学一做」、「四提一争」,不经过解释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,汉语什么时候开始竟然变得如此贫乏,没有丰富的语言,背后就是没有想象力。因为一切被锁死了,甚而自我阉割。自我阉割甚至是普遍的,不只在官方文章,微信文章里也比比皆是这样的自我阉割。想象力越来越贫乏,创造力就没有了,说实话,我们目前这个时代,出不了特别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。能出一个莫言这样的人,已经算是了不起了,但放在世界范围内他绝对称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。当然,他对高密乡的描述,瑰丽的想象力,就像马尔克斯对南美的描述,老外可能感受到了认同感,所以他被授予了诺贝尔奖。

语言腐败追根溯源,就是我们的情感教育发生了问题,社会生活的底层是情感方式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情共感的能力,看到别人的不幸 ,会难过,引发了正义感;第二,我们看到别人高兴喜悦的时候,会引发同样的高兴喜悦,这个叫仁慈。这是全人类共通的,这是阿伦特意义上的,政治哲学上的情感方式。但是,关于正义和仁慈的定义却是有差异的。举例来说,为什么我们看到王利芬发的那条微博都会觉得不妥,觉得恶心,茅侃侃死了,她写的文章十万+,在微博上表达喜悦,看似是个小事,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一个人的德行,随后她也觉得不对,道歉了,但是道歉已经没有用了,因为你已经看清楚她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至少是在某一点上。

卡尼曼说思维有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之分,第一系统是直觉和本能,第二系统是理性。但是往往我们是被第一系统,直觉、本能,情感反应,左右了人的所有的行为,而理性是为我们的本能反应找借口。明明看到美女会流口水,但理性觉得这样是不对的,所以就去找理由找借口,这是人的普遍的状况。休谟的那句话非常牛逼的:「理性是,而且应该是激情的奴隶。」虽然理性是更重要的,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行为能被理性左右。但其实很大程度上,理性是本能的奴隶,激情的努力,所谓的第二系统,更多的是给人的本能在找借口。所以王利芬这个事情,本能的直觉反应,但是你去看背后的原因的时候,本性就暴露了,人性当中的小,被看到了。

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,谁都会说投资的核心是投人,这只是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,如何判断一个人才是最为关键的,你当然可以从很多细节之中了解他的能力、野心和欲望,但你只有在更高的维度上,才能看到这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,见微才能知著,这种“微”就藏在小小的细节中。

以上,就是我们了解社会的三个维度。物质的、精神的、社会生活的,社会生活的背后是情感方式。

人性的公理和「中国特色」

 

普遍意义上的人性,都一样,是孔子所谓的「恕」,子贡问孔子:「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?」 子曰:「其恕乎!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」这个恕,就是同理心,就是亚当斯密说的同情共感的能力,核心就是慈悲和正义感。

其实,不仅仅是数学或物理学有定理,社会科学也有定理和公理,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」就是。还有很多,比如米塞斯关于人的行为的准则,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,但是要满足欲望的工具和手段总是稀缺的,要么能力不够,要么资源不够,而资源总是稀缺的,所以用什么样的稀缺手段,就面临选择。房子是租,还是买小一点,就面临要选择和判断,正是基于这条公理,米塞斯构建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整个大厦。再比如亚当斯密的主观自利和客观利他,这是经济学的出发点。其实我们都搞错了,我们误以为他讲的是「人是自私的」,自私是selflishness,但其实,亚当斯密的本意是,人是自利的,self-intrested,这是一个中性的词,而自私相对是负面的,所以我们所有行为的准则、出发点,都是自利。亚当斯密讲的,每个人都是自利的,但是却客观上为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价值。再比如,被张五常认定为经济学唯一重要定律的“需求假说”:任何人选择任一可选方案的欲望与这一可选方案的代价成反比,等等,这些都是基于普遍人性的公理。

但是中国人性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,罗素,他到中国来考察,民国时期,他们就让他分析中国的人性,讲到普遍人性都是一样的,都有正义感,有慈悲。但是他看到了非常重要的三个特点:贪婪、冷漠和伪善。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,他的回答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没有公共空间,没有公共空间的后遗症是缺乏普遍的原则,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再加上差序格局的亲缘血缘系统,离开了这个系统,你的经济行为就没法扩展开去。哈耶克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,前提是有普遍的原则。

差序格局的社会的另一个弊病是资源都是封闭的,一族之内总共就这么点财富和权力,于是关于财富和权力的争夺就变成零和游戏,有你无我,宫廷斗争,兄弟阋墙,谋略和诡计就成为必要的生存手段,《三国演义》集大成了整个社会的谋略和诡计。

但是我们社会在不断在变化,特别是最近的二三十年来。其实这一步日本人已经早于我们走过了。我们的社会结构,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完全摧毁,我们的下一代,甚至我们的思维方式本身,已经西化了。社会结构被摧毁了以后的空白用什么方式来填补,是我们这代人需要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,投资可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?当物质的满足不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时候,我们下一代人该怎么办?我可以预言,我们现在这个社会,比十年前的社会,情感危机和精神危机会越来越严重。各方面都出现了错位和紊乱,你基因里带来的,从小经历的生活方式,被现在的社会和观念冲击以后,该怎么办?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幸福的,我们有物质这样的信仰,有追求成功这样的信仰,下一代没有了,他的精神怎样去着落?

普遍人性的另外一个特点是,有限的理性,有限的意志力和有限的自私。行为经济学其实就是研究人的有限理性的一门科学,比如你花了50元钱去看一场电影,看到一半发现这本电影很垃圾,你是选择离开还是继续看下去;你花了1000块钱买了张足球比赛的票子,走到足球场的时候,发现球票丢了,你是继续看还是回家;左右两个按钮,左边按钮你没有风险可以得到1000万,右边按钮你有50%的概率得到1个亿,有50%的概率分文不得,你会怎么选?等等,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研究我们个体选择的科学,和我们投资特别相关,也和我们个人的幸福息息相关,我们人生的大部分不幸都来自于我们的选择,而理性的不足,导致我们的选择倾向于直觉的、情绪化的和短视的方式。这方面,我已经讲过很多次,建议看看塞勒、卡尼曼、特沃斯基的书,对我们投资做决策大有帮助,无论是芒格的多学科格删理论还是达利欧的《原则》,说的都是理性和审慎的行事方式。

了解社会,其实是了解大多数人是怎么想的,以及看清楚他们必然会怎么想,从而知道这个社会最终会如何演进,当然,群体的思维无比复杂,虽然有蚂蚁社会的众愚成智,个体的无意识构成群体智能,但也有众智成愚形成勒庞所谓“乌合之众”的现象,这也是为什么索罗斯要从反身性的角度来识别和把握趋势的原因。

我们说投资是认知的红利,这个认知体现在哪里?体现在你对社会演进趋势一针见血的洞察,知道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必然的趋势,引用一句很牛逼的话就是「知道什么东西必然发生,比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更加重要。」

了解人性,其实就是了解自己,然后推己及人,知道什么是变化的,什么是不变的。从投资的可角度,知道什么是不变的远比知道什么会变更加重要。如果一样事情过去是正确的,现在也是正确的,那么,在大概率上,它将来也会是正确的。这种正确,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上升到公理和定律的高度,却是无数经验抽象而成的模型。

前面讲了这么多,大部分是关于社会和人性的普遍的认识,当然,我们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对于这些一般性的认识仍然没有达成一致,总有人觉得有超越这些普世认知之上的特色,比如对民族主义的理解,对自利的理解,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,等等,假如在这些问题上你能达到普世的高度,那么,你至少可以战胜一半以上的投资人,因为只有在这样的高度上,你才能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必然会要去的方向,而不会受当下政策、当下的群体思潮的影响,所谓的独立判断,就是要撇开这些噪音,不管它们是来自政府还是某个权威的声音。

最近关于区块链的各种声音就很典型,如果你知道“国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恶”,那么你就该明白去中心化的机制应该是更加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,当然它兴盛也将是必然的,但我们当然不知道它何时会成熟,就像任何的新生事物,早期总是千疮百孔,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?天地不仁,万物如刍狗,上帝的眼里没有仁慈,它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,无情地演变,区块链也不会逃过这样的规律。其实,去中心化的信用机制早就存在,包括去中心化的货币,早在40多年前哈耶克就通过《货币的非国家化》论证了市场化的货币发行机制是抵制通胀的有效手段。如果你事先拥有这样的认知,那次当市场化的货币以比特币的形象现身的时候,你才不会觉得惶恐,更不会将它看做洪水猛兽。

当然,仅有书本的认知肯定是远远不够的,就想巴菲特投资运通,是来自于现实的观察。我有个做投资的朋友,为了证实某企业自诩的产品供不应求,特意半夜翻过工厂的院墙去车间看工人的加班情况,那哥们之前是做情报出身,现在是很出色的投资人。

这也是费雪所说的,投资的诀窍是“闲聊”。巴菲特说他的能力85%来自格雷厄姆,15%来自费雪。套用巴菲特的话,投资的能力70%来自认知能力,30%来自“闲聊”。闲聊就是对现实的感知能力,那种在1分钟内知道穷人在哪里的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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